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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什么是额济纳2、云南建筑大观：祠堂里的家风与乡愁3、“茶专家”东坡：从来佳茗似佳人
什么是额济纳
2021年10月13日拍摄的额济纳旗胡杨林。本报记者刘磊摄
2019年10月18日拍摄的黑城遗址城池。本报记者彭源摄
10月17日拍摄的居延海（无人机照片）。本报记者李志鹏摄
2021年10月中旬开始，很多人对一个原本陌生的地名有了更多的关注。在媒体上，在互联网上，在人们的茶余饭后，这个地方的热度绝对空前。
如果不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对西北大漠深处这个面积很大很大、人口很少很少（户籍人口三万余人）的地方，绝大多数人只是偶尔对着地图畅想一下。
这，就是内蒙古最西端的阿拉善盟额济纳旗。
什么是额济纳？
“八百流沙界，三千弱水深”“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弱水在《西游记》《红楼梦》等古典名著中，象征水势深广、一往情深，充满了诗情画意。而《水经注》中“弱水入流沙”，是指我国第二大内陆河——黑河。它从祁连山发源，先向西北，再折向东北，奔流到大漠戈壁，形成的一大片绿洲，就是额济纳旗。
额济纳一词，源于西夏语“亦集乃”，意为黑水。从北京驾车沿京新高速一路向西，在内蒙古境内的最后一个“补给站”就是额济纳旗。地表黑灰的茫茫戈壁，望不到头的浩瀚沙漠，低低隆起的几处小山，并不是这里的全貌。在母亲河黑河滋养下，40余万亩胡杨林茁壮挺拔，40多平方公里戈壁湖泊居延海波光粼粼，各族群众安居乐业。
路边，不时有三五成群的骆驼，悠闲地踱着步。耳畔仿佛响起声声驼铃，似乎诉说着古丝绸之路上的沧桑记忆。从汉朝起，华夏儿女就在此屯垦驻军、起塞筑垒，创造了灿烂文明。后来，这里又是唐、西夏和元朝重镇。
旗政府所在地达来呼布镇以南约150公里处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是神舟系列飞船发射的地方。看神舟飞天，赏金色胡杨，游戈壁绿洲，访居延古韵，近年来游人纷纷来此探妙寻幽，国庆期间更是经常爆满，游客往往多达一百多万。
眼下，当地因新冠疫情而按下“暂停键”。不过，悠久历史与独特景观依然令人神往。
古塞黄云共渺然
“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王维的《使至塞上》将读者带到西北边塞居延，感受其雄奇壮阔。
“居延”是匈奴语“祁连”的音转，唐代颜师古注《汉书》时云“匈奴谓天为祁连”，祁连山即“天山”，居延海即“天池”。在这一天赐大湖的滋润下，形成了历史上有名的居延绿洲，即今天的额济纳绿洲。
穿过一片片随风摇曳的梭梭、红柳和胡杨林，记者来到戈壁大漠上耸立2000年左右的部分居延遗址。
额济纳旗文物保护中心负责人傅兴业说，居延遗址分布在内蒙古额济纳旗和甘肃省金塔县境内，整体呈东北—西南走向，由烽燧、障城等建筑设施组成，是汉代修筑的边塞军事防御设施。
地处西北边陲的居延地区，是蒙古高原通往河西走廊和西域的必经之道，也是穿越巴丹吉林沙漠和茫茫戈壁、通往漠北的重要通道。如果控制了这里，就扼住了自漠北向南转而至河西、西域之咽喉要冲。
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骠骑将军霍去病重创匈奴后，匈奴败退漠北。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汉王朝派强弩都尉路博德在居延地区修筑亭鄣、长城、烽燧等军事防御设施，抵御匈奴入侵。
路博德同时修建了肩水都尉府、居延都尉府和遮虏障。秦汉时的都尉是仅次于将军的武官，都尉府直接的下属军事机构称候官。隶属于张掖郡的居延都尉府，在北部、西部、南部下设三大候官，分别为殄北、甲渠、卅井候官。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张文平介绍，有的研究者认为居延都尉府之下还应有一个候官——居延候官。因为出土汉简简文中有“居延塞”“居延候官”“居延塞尉”的称谓。“塞尉”往往简称“尉”，也称“障尉”，是候官长吏之一。如果居延候官确实存在的话，其治所初步推断为红城。
记者在达来呼布镇以南20多公里处的戈壁滩上看到，红城遗址是一座方形城堡，南侧有门，城墙高大而厚实，且没有采用常见的夯土建造，而是用土坯砌筑。
考古资料显示，居延都尉府之下的三大候官治所所在障城主体均为边长约23.1米的方形障城，南侧附带较大坞院。红城虽不见坞院，但其主体障城边长亦约为23.1米，符合候官治所的规格。
汉代居延地区的兵马活动，不仅留下城址和烽燧遗址，更形成大量居延汉简。
达来呼布镇南24公里处的甲渠候官遗址，只残存风化的夯土堆和由三层土坯夹一层芨芨草筑成的城墙残垣，其轮廓依稀可辨。这个俗称为破城子的地方，曾出土大量居延汉简。
1930年四五月间到1931年初，中国和瑞典学者组成的西北科学考察团成员、瑞典学者弗克·贝格曼首先在居延长城烽燧遗址发掘出汉代木简，之后在甲渠候官的城堡遗址中发掘出汉简5200多枚。
城堡东侧有一间不足6平方米的小屋，贝格曼又在小屋遗址中发现成册的木简。专家们推测，此小屋很可能是当时的档案室。
1972年至1976年，中国考古队对甲渠候官遗址发掘时，共发现7000多枚汉简，《烽火品约》《甲渠候请罪》等一枚枚字迹清晰、坚固如新的汉简，仿佛让人穿越到“烽火高飞百尺台”的汉代。
考古队还重点对推测为档案室的小屋遗址进行挖掘，出土了从王莽天凤元年（公元14年）到东汉建武元年（公元25年）的各种簿籍70余册，每个簿册以2道或3道绳索编缀，档案室内还发掘出各种简牍900余枚。
居延地区1930年以来的考古发掘，共发现汉简35500余枚，是我国发现简牍最多的地区之一。
傅兴业说，遗址内出土的居延汉简，是记录汉代边塞屯戍活动的文书档案，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边防、屯田、水利、地理、交通、法律、民族、宗教等诸多领域。居延遗址边塞军事防御设施及出土的汉简被誉为20世纪重大考古发现，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知名度。
居延遗址边塞军事防御设施始建于西汉武帝时期，东汉以后，它们逐步失去功能与作用，最终废弃。汉代的辉煌过去了，但只要有黑河水滔滔流过，居延的文明就不会消失。
繁华落尽掩浮尘
除了居延遗址，沐浴千百年风雨的唐代和西夏古城，也因历经沧海桑田、岁月更替，而显得从容深邃。记者继续拂去历史尘埃，探寻它们的印迹。
在达来呼布镇东南约19公里处，是唐代的大同城遗址，城址在黑河故道右岸。记者在这里看到，这一回字形城址由内外两道城墙组成，夯土墙残存已不多，但城墙基础依然明晰。
此城前身是北周武帝宇文邕所筑的大同城旧址，因多圈马群、套捉坐骑而又名“马圈城”。此城垂拱元年（公元685年）曾侨置安北都护府，但不久后，安北都护府内移至西安城（今甘肃省民乐县西北）。后来在此设立屯戍的同城守捉，唐玄宗天宝二年（公元743年）改为宁寇军。
唐代的城址遗址仅此一处，因此考古学家推测，唐代居延屯田范围要比汉代缩小许多，这是居延屯田史上的衰落期。
然而这座城文化内涵非常丰富。王维、陈子昂等唐代诗人曾在此驻足。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王维在此写下脍炙人口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一被称为“千古壮观”的诗句。唐朝将安北都护府迁至大同城后，从军至大同城的诗人陈子昂上书谏言，阐述大同城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并写下《题居延古城赠乔十二知之》《居延海树闻莺同作》等诗篇。
徘徊在大同城外，脑中不禁闪现出“边地无芳树，莺声忽听新”的千古名句。
许多游人来额济纳旗，总会去游览古丝绸之路北线上现存最完整、规模最宏大的古城——黑城遗址。它位于达来呼布镇南偏东方向约22公里处。黑城又称黑水城，是西夏在黑河下游设立的黑水镇燕军司。
1286年，元世祖在此设“亦集乃路总管府”，大规模扩建黑城，使这里成为中原到漠北的交通枢纽。相传马可波罗曾从这里经过。
明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明朝征西将军冯胜攻打元军残余，筑起沙坝截断黑河上游的水源，断水攻破黑城后撤军而去，这座繁华一时的古城因黑河改道而废弃。
直到1886年，俄国探险家波塔宁发现已在黄沙中沉睡500多年的黑城遗址，黑城的宁静才开始被俄国、瑞典和日本等外国探险家打破。
1908年，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在这里挖掘大量文物，包括珍贵的汉文、夏文对照的《番汉合时掌中珠》及《音同》《文海》等古籍。
科兹洛夫对黑城进行了两次大规模挖掘，第一次在城内的街区和寺庙遗址上挖出十多箱绢质佛画、钱币等文物，以及书籍、信件、金属钱币、女性饰物、家具和日常生活用品等。
第二次到黑城，他雇人打开一座覆钵式佛塔，里面秘藏着许多佛教塑像和成百上千的书籍、绘画、经卷等。他们随后挖掘30多座塔，出土2000多种抄本书籍、300多张佛画和大量木制、青铜镀金小佛像等。俄国著名汉学家伊凤阁在成堆的文献中发现了一册《番汉合时掌中珠》，这是世界上仅存的西夏文、汉文的双解词典。
经历多次挖掘后的黑城伤痕累累。由于周边地区沙化严重，近年来流沙从东、西、北三面侵蚀黑城，许多遗址已埋于黄沙之下。考古专家们预测，至今城内还埋藏着丰富的西夏和宋、辽、金、元等朝代的珍贵文书。
“沙阔独行寻马迹，路迷遥指戍楼烟”，这座被流沙半掩的古城经历过繁华，也经历过战火的洗礼，如今万人空巷的景况随风而去，只留世人赞叹其雄浑与幽静。
大湖重生万物兴
淼淼居延海，萧萧芦荻林。从达来呼布镇驾车向北开行50多公里，就抵达黑河的尾闾湖——东居延海。
金秋时节，站在湖畔，只见成群的鸥鹭欢快飞翔，丛丛簇簇的芦苇随风摇曳，平静的湖面在阳光照耀下晶莹剔透，好似一面镶嵌在茫茫戈壁上的明镜，在这片干旱荒凉的土地上，撑起生命的希望。
很多人难以想象，如今碧波荡漾、鸥鹭翔集的东居延海，20多年前曾彻底干涸，变成了“死亡之海”。西居延海更是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已干涸，几乎成为第二个“罗布泊”。
居延海在汉代时被称为居延泽，魏晋时称为西海，唐代起称为居延海。居延海的湖面因黑河下游的改道而时有变动，清代以来又分成东部的苏泊淖尔和西部的嘎顺淖尔，人们习惯称为东居延海和西居延海。
额济纳旗水务局局长齐金花说，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起，由于气候变化、人口增多、工农业发展和水资源总量不足、时空分布不均等原因，进入额济纳旗的黑河水量大幅减少，甚至经常断流，不少湖泊、泉眼和沼泽地随之逐渐消失。
据地质学家考证，历史上的居延海最大面积曾达2600多平方公里，至秦汉时期尚有720多平方公里。据1958年中科院考察队调查测算，西居延海有267平方公里的水域，东居延海水域面积也有35.5平方公里。然而仅仅过了3年，西居延海于1961年彻底干涸，东居延海也时断时续，于1992年干涸。
2000年初，记者在干涸的东居延海附近采访时看到，湖盆里堆积了一层厚厚的细沙和白花花的盐碱，还能看到鱼骨和动物的骨头。缺少了黑河的滋养，额济纳绿洲急剧萎缩，植被大面积退化，荒漠化加速蔓延，还经常刮起遮天蔽日的黄沙，成为北方沙尘暴重要策源地之一。
年逾古稀的萨仁格日勒生活在东居延海西侧的赛汉桃来苏木。她回忆说，儿时房前屋后都是高高的草甸，牛、羊走在其中都看不见身影，可后来黑河断流，居延海慢慢干了，地下水降了，草木缺了水，也都枯死了。
为遏制黑河下游生态系统整体恶化，2000年8月，国家决定实施黑河跨省分水，水利部随即成立黄河水利委员会黑河流域管理局，对黑河干流水量统一调度、全流域水资源统一管理。
上游和中游“勒紧裤腰带”省下的水流到下游，恢复了额济纳旗生态，也使东居延海起死回生。2003年，消失11年的东居延海湖盆首次过水，并且蓄积起稳定的水面。2004年8月至今，东居延海已连续17年再未干涸，水域面积稳定在40平方公里左右。
额济纳旗胡杨林研究专家吕慧说，随着黑河有效补给，东居延海有了稳定水面，额济纳绿洲的地下水位升高了，胡杨林得到黑河水的浇灌，面积从2000年的39万亩增加到目前的44万多亩。东居延海附近出现的候鸟种群、数量逐年增加。
祖祖辈辈生活于居延海附近的苏泊淖尔苏木牧民青格勒说：“以前梭梭林、柽柳林下长的是碱草、骆驼刺等不好的草，浇上水后长起了甘草和沙拐枣等好草。”
当地还通过疏浚河道、科学导流等方式，让黑河水于2016年首次进入消失半个多世纪的西居延海。2018年9月，黑城遗址附近沉寂600多年古河道也进水了，灌溉和浸润面积达到25平方公里。很多牧民兴奋地说，河道过水后，一些枯朽多年的小胡杨树居然发芽了。
千年胡杨守家园
在额济纳旗，入眼最多的是胡杨。戈壁深处的胡杨，身躯死死阻挡着风沙，保持着水土，守望着美好家园。居住在黑河两岸的人们常这样赞美胡杨：生，一千年不死；死，一千年不倒；倒，一千年不朽。
这不屈不挠的“胡杨精神”，被一个个扎根戈壁、种树战沙的英雄所诠释。
在巴丹吉林沙漠西北边缘，年近七旬的图布巴图与老伴手持铁锹、拎着水桶植树的身影格外显眼。他们脚下，一棵棵高矮大小不一的梭梭簇拥着围成1000多亩绿洲。一年当中，图布巴图有300多天在林子里与梭梭相伴。近20年来，他跟妻子把5万多棵梭梭植进荒凉的沙漠里，筑起一道绿色屏障，保护着家乡的生态环境。
“我宁愿做挡风沙的梭梭，也不愿当好吃的老鼠。梭梭死了，横在地上也能挡住沙子。”图布巴图说。
已故退休干部苏和，曾放弃安逸舒适的城市生活，2004年起到无房、无水、无路、无电的沙漠中种树。2018年，他在治沙中腿部受伤，但依然坚守在治沙一线。扎根沙漠17年，植树造林6307亩。他种下的梭梭，在黑城遗址西侧上风口形成一条500米宽、3公里长的灌木林带，迎头砍断了扑向黑城的“沙魔”……
这坚韧不拔的“胡杨精神”，也在我国航天事业发展中闪耀着光芒。
达来呼布镇以南150公里处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又称东风航天城），书写了中国航天事业的多个“第一”：第一颗人造卫星，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第一枚远程运载火箭，第一艘载人飞船……
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一箭一星到一箭多星，从发射卫星到发射载人飞船……中国航天事业的每一步发展都凝聚着航天人巨大的付出，他们用汗水和心血，书写了中国实现技术自主创新的辉煌篇章。
东风航天城内一片密林之中有一座烈士陵园。长眠在此的600多位航天人，有的人为了巡道被沙暴掩埋在茫茫沙漠中；有的人为了攻克技术难关，年轻的生命早早凋零；有的人为了排除险情，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他们，就像倒而不朽的胡杨，静静躺在这里，继续注视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守望一次又一次的发射任务。
在额济纳旗，就有着为了国家航天事业而让出故土、数度搬迁的居民，他们如同饱经飞沙走石和风霜雨雪的胡杨一般奉献与守望。
嘎拉朝鲁是巴彦陶来苏木乌苏荣贵嘎查的牧民。为支持东风航天城建设，他的父母在1958年举家搬迁。他曾听老人说起搬迁的情景：一家人收起毡房，赶着牛羊，骆驼上驮着三大箱家当，与其他牧民一起离开。人们走一阵回头看一阵，虽然舍不得，但没有人拒绝搬迁。
这其中不少人是蒙古族土尔扈特部落后裔。
土尔扈特部落是我国蒙古族的一个古老部落。明朝末期，由于蒙古族各部之间征战不断，土尔扈特部被迫西迁，在伏尔加河流域一带游牧。清乾隆三十五年腊月（公元1771年初），身处异乡的土尔扈特部决意东归。首领渥巴锡率部众3万多户、约17万人开始了行程万余里回归祖国的伟大壮举。
一路上，他们穿越险峻山川、浩瀚沙漠，历经艰难困苦，经过半年，终于抵达伊犁河流域，回到祖国怀抱。
此后，土尔扈特部众主要生活在新疆、内蒙古、青海一带。他们和当地各族人民一起内勤耕牧，外御强敌，为开发和稳定我国西北边疆、维护和巩固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作出了重大贡献。
如今，他们与生活在额济纳旗的各民族兄弟姐妹，守望相助，团结奋进，共同创造美好生活，让锲而不舍的胡杨精神传承发扬。
10月27日夜间，一列从郑州始发的旅游专列，在额济纳旗滞留10天后，踏上返程之旅。随着首批586名滞留游客平安有序离开额济纳旗，当地正式开启了滞留游客转运工作。
截至25日15时，滞留在额济纳旗的游客有9412人。
疫情发生之后，无论是当地居民，还是滞留的游客，都像梭梭造绿那样携起手来，守望相助；像胡杨挡沙那样顽强不屈，防控阻击疫魔。
“这趟旅行看到了不完整的风景，却收获了数不清的暖心感动。愿早日战胜疫情，明年继续未完的旅程。”上海游客徐女士在列车发车前对记者说。
战胜疫情之后，未来的额济纳一定会更美！（殷耀、于嘉、魏婧宇）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云南建筑大观：祠堂里的家风与乡愁
云南建筑蔚然大观
类型众多
多民族的融合
多元的地域风情
独特的地理位置
造就与众不同的建筑风格
祠堂
宗族的象征
记录着
家族的辉煌与传统
延续着
优秀家风的血脉
让我们一起看看云南的祠堂吧！
寸氏宗祠
寸氏宗祠坐落于腾冲市和顺镇，祠堂坐南朝北，占地1938平方米。大门造型中西合璧，三道罗马式圆拱门，每道门有一个三角顶。大门外有两层石月台，月台均修有石栏。临门月台高出乡前通衢丈余，通衢外又有一个大月台。月台前有荷花池一塘，塘外为广袤农田。由乡前通衢拾级而上，至临门月台，从月台再拾级而上，进入宗祠，层层向上，更显宗祠的古朴典雅，庄严肃穆。据《腾冲寸氏宗谱》记载，寸姓，原籍南京，世居四川重庆府巴县梁滩里寸家湾。和顺一世祖寸庆，明朝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奉旨南征来滇，随大军至永昌（保山）、腾越（腾冲）守御千户所。
“不立祠以统之，则涣而未萃，不能别尊卑，分长幼，辨内外，定亲疏。”此即寸氏修建宗祠之宗旨。祠中悬挂着清代光绪乙未进士寸开泰手书的“寸氏家训”，寸氏家训共十六字：礼、义、廉、耻、忠、信、孝、悌、宽、和、谨、勤、慈、让、恭、俭。和顺寸氏宗祠自建造以来，一直行私塾、学堂之义，曾办有和顺明德女子学堂、和顺两等小学堂、女子师范学校、和顺中心小学等，2000年2月，和顺中心小学迁入新校，宗祠交办寸氏族人管理。
刘氏宗祠
刘氏宗祠坐落于腾冲市水碓与尹家坡之间，坐南向北，占地1947平方米。据刘启义《先后修理祠堂记》所述，早在清嘉庆年间，刘氏十三、十四代族人，在尹家坡下巷刘姓聚居地之下的公地建祠。咸丰三年（1853年），购得寸姓山田地基一块，即今祠堂地，依山临水，环境清幽。祠门高耸轩昂，遥对东北诸峰岭，1920年，扩建前厅，新修大门，增建月台，并立石斗标杆一对于月台左右，月台前新筑拱桥，桥下有池种荷。
清光绪年间，学人尹子章在刘氏宗祠设书塾教授乡中学子7年，名“芸香馆”。他在和顺还写下大量诗文，为《芸香馆诗文稿》。辛亥革命后，刘氏宗祠亦设小学分校。刘氏二代祖拜卜花和尹氏二代祖尹资，都是和顺先人最早出入缅甸的先驱。1949年前后，刘玉铉兄弟曾在此设织染厂，1972年后，曾为乡企业办开办卷烟厂、综合厂，刘氏家族为和顺的产业发展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李氏宗祠
李氏宗祠坐落于腾冲市，坐南向北，占地约4000平方米。民国初年，由李氏十七代裔孙李曰垓首倡创修祠堂。地址定在现祠堂位置，以其地势高峻雄伟，依山傍水。祠堂坐西向东，依山势逐阶梯进为两进两院。拾阶而上，呈一平台，中分两路，左右台阶上，矗立着两座拱门，门头上各嵌有一块石刻，各书有“登龙”“望凤”，寓人才辈出之意。由北登石级，穿拱门，昂首仰望，一座堂皇雄伟的牌楼式大门耸立于天际，两边墙垣作“八”字形闪开，中间一组十七级侧扇形石阶，十分气派。中门头上悬有一块红底金字“李氏宗祠”匾额。中门两边挂有一副对联云：派衍阳温登，正昔日彩云南现；门迎高黎贡，看吾家紫气东来。此联为李曰垓题书，联意贴切，气势磅礴。
跨槛入门，是一大广场，当中也是一组整齐的石阶，两旁分植梧桐二株，枝繁叶茂。进入二门，耳目为之一新，呈现在眼帘的是一宽敞庭院，园林清幽，花木扶疏，两厢厅堂，窗明几净，为当年族人聚会议事，招待客人之处。背面为侧花园，壁间书画琳琅满目，园中竹梅疏影，碧草如茵，也是游息之好去处。环观庭园，正面殿前阶下为一月台，绕有石栏，正中石栏横板块上刻有“聿修厥德，勿忘尔祖”8个篆体大字，为李曰垓手笔。周围栏杆柱头上，均有精致雕刻的石花盆，植有花木，典雅美观，台下是一石拱，壁间伸出一石雕龙头，口吐清泉，流入月牙池中，喷珠泻玉，淙淙有声，大殿前檐高悬“道德开基”四字匾额。
尹氏宗祠
尹氏宗祠，坐落于腾冲市和顺镇尹家巷前，占地1070平方米，祠基宏阔平旷，枕南朝北。南边高筑正厅享堂，正中立“明诰封武略将军尹氏始祖讳图功灵位”红底金字木牌，为道光十年（1830年）古物。旧时两侧尚有历代已逝祖宗牌位。正厅下为平坦大院，植古树二株。前厅之下，为荷塘，塘中筑高台，植紫薇四株，塘岸遍栽杨柳。池之东即是祠堂大门，悬道光十二年（1832年）尹祖澜书“尹氏祠堂”正楷金字红底巨匾，门前有石栏杆月台，并立石斗标杆一对。
倡建人尹直臣在《修建祠堂碑记》和《重修尹氏族谱?叙》中明确记载“余于嘉庆四年，即存此心，寄书缅甸，向族人士楷、士玢等公募银……买祠堂地基……乃于道光十年庚寅之岁，鸠工庀材，建立祠堂。”据《清实录?乾隆》所记，尹士楷为缅甸孟驳王通事，其弟士玢为缅甸阿瓦客长（华侨总会长），是旅缅之富室名望，因此有能力捐巨资，同时向缅甸族人劝捐，家乡族人亦乐捐，而建成祠堂。尹氏宗祠一直设书塾、学堂，书声琅琅，弦歌不辍，培植人才甚多。清道光、咸丰间，尹祖澜、董大纯设帐于此授徒；光绪间尹曰培继而开书馆；辛亥革命后设和顺中心小学分校。
张氏宗祠
张氏宗祠坐落于腾冲市和顺镇，光绪八年（1882年），由和顺张氏的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代裔孙始建大殿和东西厢楼及大门。面楼和正厅兴建于1930年春。其建构格局，整体为四合院型，坐南面北，前有花园，后有倒座，大门置于左边，坐西面东。大门外为一扇形月台，有石栏围护。祠中匾额现仅余匾12块，对联5副。大门匾额为光绪壬辰（1892年）仲春书“张氏宗祠”四字，其上方为“永振家声”四字。
大殿中堂门上方有匾“积厚流光”，两旁有长联，此匾及联为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族人举人张成濂托西江阮振千撰书，大型隶书，并加行书跋语，至今已百年历史，为祠中珍贵文物。客厅两壁为张德洋1931年9月隶书刻《东铭》《西铭》。1905年，张德洋联合族人创设清河义学堂，每年都祭孔子。抗日战争结束后至1949年前夕，还作为乡中心小学的分校，1949年后，先做军粮站，后作粮管所。
钏氏宗祠
钏氏宗祠坐落于腾冲市和顺镇大庄村，为一正两厢一厨房的建筑。前为月台，后有操场。宗祠正殿内有匾联、武德将军牌位和仪仗物。院内栽有两棵桂花树，两棵紫薇花树，黄香木围满花园。月台上有李根源题书的两块石刻，一为“山水清音”，一为“金川月池”。临池一边建有石栏杆，三面以石凳围绕，引大盈江水注入，波光粼粼，与龟山并美，每当傍晚，男女老少休闲谈天，其乐无穷。
建祠后即于1929年一直办学，教师有外地请来的段定一、苏畔兴、李生训、段立邦等人，办多级复式。以后有钏相才、钏相忠、钏嘉英、钏相魁、钏相民等人士办双级复式，后又请钏相民、许洪川、杨发瑛、钏相伦等人士相继任教，办成初小，为和顺高谷分校，到1956年办成完全小学。
毛氏宗祠
毛氏宗祠位于云南省丽江市永胜县，这里是永胜毛氏和韶山毛氏始祖毛太华在澜沧卫屯垦、生活并留下后裔的地方，共有房屋13间，分正殿和南、北两个展厅。正殿坐西面东，屋架为穿斗式木架结构，进深三间，夯土墙，青筒板瓦屋面，16柱落地。南北厢房对称，均为18柱落地，通面阔五间，进深一间，夯土墙，青筒板瓦屋面，院内绿树成荫。重修的毛氏宗祠仿明清建筑，飞檐斜阁、雕梁画栋掩映在一片红墙绿瓦中，透露着古朴、庄严的气象。
正殿大门上匾是“敦本堂”，殿中屏匾“聪听彝训”。前大门门坊上为“毛氏宗祠”牌匾，遥望厘然，左右平列“钟灵毓秀”四大字。门联曰：“注经世业”“捧檄家声”，崇圣学，毛氏世家传承经典。毛氏家风以“聪听彝训”为核心，以《毛氏家戒十则》《毛氏家劝十则》《毛氏家训八条》《毛氏家族百字铭》为主要内容，突出了毛氏爱国、正义、廉洁、进取、诚信、孝道、勤俭、和睦的家族规范。
蒋氏宗祠
蒋氏宗祠位于保山市施甸县，据史料记载，契丹人南征，为戍边之需落籍云南，完成了长途大迁徙。如今，时光虽已流过七八百年，但施甸的契丹元素依然可见。在木瓜榔村的蒋氏宗祠，祠堂保持着圆拱尖顶造型，犹如古契丹人的“帽子”，其正门朝东，与辽代建筑面朝东向的风格相一致，保留着契丹族朝日的习俗。
走进祠堂，正房正中立有祖先牌位，旁边则悬挂辽开国皇帝耶律阿保机画像。祠堂的墙壁上则有一幅“青牛白马图”，而这是整个契丹族起源的传说：远古时契丹族的男女始祖分别骑白马、青牛沿浮土河、潢河而下，相遇于两河交汇的木叶山，在此结为夫妇。他们生了八个儿子，繁衍成为契丹八部落。时过境迁，这些先祖来自草原的后裔如今和谐地与本地少数民族生活在了一起。
武侯祠
楚雄彝族自治州姚安县诸葛武侯祠始建于唐朝，据《民国姚安志》记载：公元225年，诸葛亮率军追击反叛的夷帅孟获。到姚安后，屯兵烟萝山麓，演绎了斗智斗勇的“一擒一纵”故事。后来，诸葛亮革新农业，安抚少数民族，从此，边疆稳定、民族团结，呈现一派繁荣景象。
重修后的武侯祠，拥有3850平方米的大殿及厢房，殿内设有武侯祠铜像、浮雕、图片展厅、农耕文明实物展厅和书画展厅，提升改造四级公路4.9公里，铺筑石板路500米，重建观景台、仿古石垒等。
杨氏宗祠
杨氏宗祠位于大理白族自治州宾川县城平川镇，占地面积1380平方米，建筑面积837平方米。民国十八年（公元1929年），时任云南省宪兵司令的平川人杨如轩所建，海内外名流争为诗歌古文以纪盛者，凡一百二十八家。现存有祠堂、过厅、东、西厢房、百岁亭等建筑。宗祠内现存有民国时期当代要人和海内名流题刻八十余通，有蔡元培、袁嘉谷等民国时期当代要人和名流的题刻，是云南省现存民国时期要人和名流题刻最多，保存较为完好的近现代纪念建筑。
青瓦屋顶、青砖地板、青石台阶、白灰墙壁、雕花木门、梁柱斗拱、雕花镂空窗、“金包银”墀墙、水墨山水画、彩绘等等，全都保持特有的宗祠气质，精致、庄严、肃穆、协调，它们相互渗透、相互映照，浑然一体，繁复华丽，宛若天成，一同构成了杨氏宗祠的“大形”，气势非凡。
陈氏宗祠
陈氏宗祠位于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石屏县，始建于1925年，座南朝北，占地面积1240平方米，土木结构，青瓦三进四合院。祠门高大雄伟，牌坊式建筑，砖石结构，三开间，瓦顶、门框皆用砖石拱卷。走进祠堂，正对门修有一座小桥，小桥上象、狮子等动物形象被雕刻的惟妙惟肖。
它是中国古典式回廊四合院建筑与民间吊脚楼建筑的完美结合；它的布局结构中透着智慧的灵气与精湛的技艺；它的雕饰与结构的简约、精当、色彩之协调，与整幢建筑作为一个宗祠的身份十分贴切，体现了宗祠建造者十分优秀的内在品质；它的建筑主题是儒家思想观念与滇南侨民、本土民族建筑文化的紧密结合、体现与发扬。
龙氏家祠
龙氏家祠，位于昭通市昭阳区，祠堂建于1930-1933年，系民国时期云南省主席龙云祭祖修建的祠堂。龙氏家祠是典型的近代家祠，保存较为完整，是研究近代宗法制度，祠堂建筑和云南民风民俗的重要实物例证。
在建筑设计和营造上，传承了清代官式建筑艺术，同时体现了民国建筑的特点，整体布局规整，平面严格对称，功能齐全，引入了欧式大门、壁炉等建筑元素，融合了江南传统建筑风格，形成中西合璧兼具传统建筑和地方特色的建筑风格，装饰精美，金壁辉煌，各种木雕、石雕和彩绘生动传神，技艺精湛，所有石质柱础图案或人物故事，或瑞兽芝草，造型各异。龙氏家祠承载着云南乃至全国近现代历史信息，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和较高的知名度，该建筑规模宏大，建筑结构完整，有较高的建筑艺术价值。
赵公祠
赵公祠位于昆明市翠湖南路，用以祭祀辛亥功臣、护国名将赵又新。赵又新（1881-1920）原名赵复祥，字凤喈，云南省凤庆县人，辛亥功臣、护国名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1909年10月任命为驻云南临安（今建水）的新军第十九镇三十八协第七十五标教练官。昆明“重九起义”后，11月2日，发动和领导了著名的“临安起义”。后赴江西，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之湖口起义。1915年底，护国战争爆发，赵又新被任命为护国军第一军第二梯团长，在蔡锷的率领下，转战川南，身先士卒，英勇作战，屡建战功。此后任驻川滇军第二军军长，1920年10月8日在泸州城阵亡，年仅39岁。
赵又新殉难后，灵柩发送回昆明，安葬于西郊筇竹寺北山。1922年，改翠湖边皇华馆为赵公祠。祠堂原为传统殿式建筑，布局严谨，建构精美。
祠堂里
家道兴盛
家风与乡愁
始终留在后人心中
优秀的家族文化
在祠堂中生根发芽
必将世世代代传承下去
“茶专家”东坡：从来佳茗似佳人
作者：梁君穷
酒与茶，浓烈与清欢，恰似苏东坡的人生两面。
东坡爱酒，有时候喝得“昨夜东坡醒复醉”，有时候喝得“不知东方之既白”。东坡的“酒诗”“酒文”，虽然有磅礴大气、有满腹才华，却也透出几分无奈，几度愁苦。
东坡提梁壶。
东坡煮茶图。
酒太浓、太烈，适合一时的豪情激扬，若回到生命的常态，东坡更爱茶。在东坡的茶诗茶文中，我们见到了一个精细、闲雅、清欢、充满人情味的东坡。
“日高人渴漫思茶，敲门试问野人家。”走路久了要讨茶解渴；“春浓睡足午窗明，想见新茶如泼乳。”午睡醒了要喝茶；“簿书鞭扑昼填委，煮茗烧栗宜宵征。”通宵加班要喝茶。
苏东坡将无尽的生活趣味藏进了叶芽之间，正如他自己所说，“从来佳茗似佳人”，我们不妨透过这些流传千年的文字，与东坡讨一杯茶吃。
以茶养性
苏东坡是一位实打实的茶艺高手。
东坡有多懂茶？不妨看看他诗中写茶的专业范。“试碾露芽烹白雪”，所谓“露芽”，是指春天刚冒头的茶之嫩芽；“焦坑闲试雨前茶”，饮用名品“焦坑茶”还不罢休，还得是当年谷雨节气前的头采新茶，谷雨节气温度适中、雨量充沛，此时的茶叶泡后喝起来滋味鲜活、香气宜人。
而在海南，东坡也留下了“茶枪烧后有”的名句，“茶枪”，指茶芽未展，尖细如枪；茶叶已展，犹如旗帜，则被称为“茶旗”。对于海南之茶，东坡观察入微，他观察到茶树烧后仍然会新芽再生，呈现茶青一芽一叶的形态。
更为难得的是，苏东坡不仅深谙煮茶、饮茶之道，对于种茶、采茶、制茶等手艺也十分了解。
因乌台诗案被贬到黄州后，苏东坡率家人在城东门外开荒种地，除了种粮种菜之外，也不忘种茶。“嗟我五亩园，桑麦苦蒙翳。不令寸地闲，更乞茶子艺。饥寒未知免，已作太饱计……”在这块东坡上，苏东坡讨来桃花茶栽种，当时的他，种地时都还不知能否解决一家人的温饱，但已经惦记着在吃饱后喝茶的事。
“他年雪堂品，尚记桃花裔。”在黄州，东坡穷得饭都要吃不饱了，但还惦记着他年茶树长成，就可以在自己的书斋里畅快品茗。种茶，是苦中作乐，也是达观超然，有茶作伴，便是有了人生的希望。
“松间旅生茶，已与松俱瘦。茨棘尚未容，蒙翳争交构……”在这首《种茶》诗中，东坡详细记录了移栽老茶树的过程。苏东坡还颇为自豪地说，不管是进贡皇帝的团茶，还是民间斗茶所用的饼茶，都不如自家所产的茶喝起来有味。
以茶会友
北宋熙宁八年（1075年）的冬天，刚从杭州来到山东密州任职的苏东坡，收到好友蒋夔寄来的茶饼。
从南到北，东坡感觉到南北饮食有很大的差异，于是他在《和蒋夔寄茶》写道：“人生所遇无不可，南北嗜好知谁贤。”这是东坡对饮食的态度，也是他对交友的态度。
在东坡看来，哪有什么人是不能结交的呢？如果有，就请他吃一盏茶。
在海南期间，苏东坡结交很多好友，其中就有人称“海上义士”的赵梦得。在海南的几年里，赵梦得对苏东坡颇为关照，他们也是有名的老茶友。
有一天，东坡亲书一札会茶帖《与赵梦得》，请赵梦得前来品尝自己珍藏多年的名茶，其中写：“旧藏龙焙，请来共尝。盖饮非其人茶有语，闭门独啜心有愧。”
“龙焙”产自福建建安（今福建建瓯），是北宋御茶之一，可谓极其珍贵。但在东坡看来，如果不是合适的人来品尝，茶也会有怨言；如果自己闭门独享这珍贵的茶，也会心生愧疚，好茶自然要与好友共品。
琼山人姜唐佐是苏东坡在海南的得意门生，也是他的忘年之交。有一天下着雨，姜唐佐托人给东坡送来一包好茶，东坡非常高兴。
第二天早上，雨过天晴，东坡茶兴来了，准备用儋州天庆观后山钟乳石洞中的泉水来烹茶。煮茶思人，于是，东坡写了一便条《与姜唐佐秀才》：“今者霁色尤可喜。食已，当取天庆观乳泉泼建茶之精者，念非君莫与共之。”
可是信刚送走，他就接到通知说巡检有会，不得不取消此次邀约，但茶兴未消，于是又写了一笺，说：“会若早散，可来啜茗否？”
如果会散得早，你还能来共同品茶吗？喝茶这件事的浪漫，被东坡短短几个字便写到了极致，可谓纸短情深、语白情浓。
邀茶贴虽然只是记述生活中一小事，读来却情趣盎然，朴实的文辞，正如清茗一般恬淡。东坡以茶会友，正如君子之交，可谓“人间有味是清欢”。
以茶悟道
在中华文化中，茶早已不是简单的饮品，它除了物质层面的文化，还包含着古今文人雅士精神文明层次的追求。东坡笔下的茶事，一叶一汤、一杯一壶，都有“道”之传承。
“活水还须活火烹，自临钓石取深清。大瓢贮月归春瓮，小杓分江入夜瓶。雪乳已翻煎处脚，松风忽作泻时声。枯肠未易禁三碗，坐听荒城长短更。”
这首《汲江煎茶》是苏东坡写茶事的经典之作，有人说作于惠州，但更多的学者认同是作于儋州。诗的颔联、颈联细写汲取江水与煎茶水滚两件事，用瓢舀水，却能舀起了水中的月影，以小杓分水，分的却也是大江之水，这句诗可谓匠心独运。
而当茶汤滚时，汤面细沫却白如雪花，当倾茶入杯时，又有声如风过松林。本来煮茶只是平常的琐碎动作，但在东坡笔下，却化平凡为新奇，让日常生活也显得盎然有趣。
当时的东坡，被贬至荒凉的海南岛，不管是政治处境还是生活环境都十分艰苦，但就在“煎茶”这一件小事上，东坡却发现了生活之美，领悟的是通达从容的人生之道。
以茶写处世之道，《汲江煎茶》并不是东坡第一次尝试。东坡曾为茶立传，名为《叶嘉传》。
《叶嘉传》光听名字像是为哪个人立传，没错，东坡的这篇传记别出心裁，用了拟人的手法，给茶起了个人名“叶嘉”，用给人写传记的方法来写茶，让人眼前一亮。
《叶嘉传》通篇没有一个“茶”字，但细读之下，茶却无处不在。
“叶嘉，闽人也。其先处上谷。曾祖茂先，养高不仕，好游名山，至武夷，悦之，遂家焉。”《叶嘉传》开头说，叶嘉是福建人，他的祖先曾游览名山，有次无意间经过武夷山，很喜欢这里的水土，于是便在这里落户。
苏轼托物言志，文中的叶嘉“风味恬淡，清白可爱”“真清白之士也”，是一个兼济天下、刚正不阿、志向高洁的君子形象，将茶的品性上升到君子的人格高度。
穿越古今，与东坡讨一杯茶吃，吃的是生活情趣，也是人生哲学。（梁君穷）
来源： 海南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