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am 以“中国意识”跨越“中国两难”
以“中国意识”跨越“中国两难” 更新时间：2010-11-16 7:06:12 近一段时间来，一直高歌突进30余年的中国发展好像越来越步履蹒跚了，一向雄心勃勃的中国社会各层次的领导者、发展者们开始越来越频繁地使用一个词了：“两难”。
大国崛起，民族复兴、社会转型，不可能没有困难。但“困难”并不必然就是“两难”。“困难”者，戮力同心可攻而克之；“两难”则意味左右不是无可适从。
可是，当越来越多的现象表明中国社会确实存在“两难”，或者更准确地说，当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中国社会存在“两难”的时候，我们实在有必要对这“两难”做一深入的剖析了。
“两难”是一种“洞穴假象”
从中国社会发展的现象来看，好像是存在一系列的“两难”：
——调结构与保增长是“两难”，不调结构中国经济发展没有前途，不保增长中国经济连当下都没有了；节能减排与全面工业化是“两难”，不节能减排我们资源耗尽了，青山绿水也没有了，可不推进工业化就没有现代文明与民族强盛。等等，这是经济政策上的“两难”。
——强控制与拓权利是“两难”，转型变动中的社会没有强有力的管制就没有基本的秩序，可是不给权利以基本的空间又怎是一个迈向文明进步的社会？做蛋糕与分蛋糕是“两难”，不把蛋糕做大拿什么去分，可是对于分不到蛋糕的群体来说，蛋糕做不做大又有什么意义？等等，这是政治变革中的“两难”。
——主流宣传与世俗接纳是“两难”，一个社会不旗帜鲜明宣扬自己的主流价值观肯定不行，可是主旋律抵不过“超男快女非诚勿扰”，面对社会民众世俗性的多样选择一味去限制也肯定行不通；一个社会不能没有共同的理想，可是一个大家谁都不明白、不在意的理想就算有也等于没有。等等，这是文化发展中的“两难”。
甚至我们根本用不着故作学理状地去费劲列举，现在社会上对于“两难”已经有不少流行的段子，如“科学不发展”与“发展不科学”，“安全不生产”与“生产不安全”，“和谐不稳定”与“稳定不和谐”等等，严肃的政治话语被如此不严肃地解读，可见“两难”真是无孔不入，必须直面和回应。
那么，这些所谓的“两难”，是真正的“两难”吗？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我们后面会做出说明。可问题是，这些“两难”被我们那些发展的主政者们真心诚意地视为“两难”，实实在在地当作“两难”。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些“两难”是一种“洞穴假象”。
所谓“洞穴假象”是指社会群体由于其立场、位势、能力等因素不知不觉中形成一种符合其自身利益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模式，在这种思维与行为的驱使下形成了他们眼中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对他们来说是真实的，他们并不自觉其中的偏颇与荒谬；在这种“世界观”的导引下，他们的诸种行为在他们看来都是真诚的，他们意识不到当中的虚伪与可笑。因为他们处在了他们自己的“洞穴”中。
而且，当这种“洞穴假象”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以后，就会形成相应的制度结构与社会意识，让后来者与新进者无可逃避地锁定在既有的路径上。在这样的情境下，既有的体制、既有的格局、既有的路径、既有的观念，甚至包括既有的毛病都是天经地义的，任何“走出洞穴”的质疑、哪怕是善意的建议都会面临很正规的责难。你怎么能心怀叵测来“拆台”？你怎么能不讲情面去“破局”？
于是乎，大家都在真诚与努力中不断地左边补一下台，右边再消一下火。如此这般，中国发展怎能不步履蹒跚？
但这样的步履蹒跚究竟能走多远？还能走多久？
勇于像凤凰浴火重生
在“两难”中彷徨是没有前途的，但要跨越“两难”，首先要走出“洞穴假象”。
我们刚才讲“洞穴假象”主要针对的是中国社会主政发展的各方人士，其实“洞穴假象”遍布整个中国社会的每一个群体。“洞穴”表面看是阶层意识的觉醒与捍卫，背后是社会阶层的疏远与隔膜。
中国社会这些年来，在阶层分化方面做了很多工作，走得也比较远，但在阶层和谐方面关注得不够，考虑得不多。可问题是在中国社会一个阶层与群体能完全不考虑别的阶层独自存在下去并过得自得其乐吗？
人不能选择创造历史的环境，只能在既定的，甚至是十分确定的条件下开始自己的工作。当我们承认自己是一个中国人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承认自己是13亿这个群体中的一分子，不管这个群体有多么的不尽如人意；当我们宣称要推进中国发展的时候，就意味着必须为中国960万平方公里上每一寸土地今天、明天、后天的发展负责，不管这是一个多么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离开了这两条，社会公众就有理由怀疑你又进入了自己的“洞穴假象”；离开了这两条，就只是你的发展、是你区域的发展，而不是大家的发展、不是中国的发展。
所以为了中国，也为了中国社会的每一个人，我们需要共同走出各自的“洞穴”，来到阳光下，来到大地上，形成我们共同的意识，“中国意识”。
当我们从“中国意识”出发，就会发现根本不会、也根本不应该有什么“两难”：
——中国发展在时间上是一个有机连贯的整体，不能被裁成你的任期、我的任期，我走之后哪管洪水滔天。饮鸩止渴式的增长，除了对当下发展主导者有好处外，对社会、对民众没有任何益处，一时的宽松导致无尽的滞胀，泡沫破灭后埋单的还是社会与民众，这种不能实现整个中国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增长”不要也罢；不惜血本维稳，不择手段遏制上访，除了给当政的人士一时的清静与安稳外还能有什么？气还在锅里，火还在地下，这种不能实现人民群众过上更好生活新期待的“稳定”没有也无妨。
——中国发展在主体上是13亿中国人全部，不能被三六九等分成先富起来的、不需要考虑的、可以被牺牲的等等。职业分工的不同不能成为权利不平等的借口。现在中国的一些大城市、发达地区琢磨着实现产业升级，要把劳动密集产业转移到它们的疆域之外，姑且不问它们能否成功，更严肃的问题是，它们能把低端劳动者赶出城市，中国社会能把密集的劳动大军转移到中国之外吗？
让中国3亿人过上美国人的生活，中国现在已经做到了，甚至这些人过得比美国人还要好；但是要让中国13亿人过上美国人的生活，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可是没有13亿人最终的共同小康，部分群体先富起来不仅没有任何价值反而遭人厌恶。
为了整个中国和全体中国人，没有什么神圣不可打破的东西，没有什么绝对不可逾越的禁区。所谓“两难”不过是截杆疗伤，箭头还在身体里，不敢、不愿断臂求生，生命迟早不保；基于“中国意识”勇于破局，敢于拆台，凤凰浴火重生则是一个崭新而又有活力的中国。
用信仰凝聚国家共识
我们希冀凤凰的浴火重生，可是浴火既可能重生，也会灰飞烟灭。中国这只凤凰要真能浴火重生有赖于我们刚才所说的“中国意识”的确立、认同与被实践。
政治权力不被约束要出问题，资本的力量、知识的手段不被约束同样也会出现问题，甚至深层的问题。中国社会这些年来财富群体出现的速度之快、规模之大、档次之高让国际社会瞠目结舌，尤其是在非殖民的，而且还是社会主义制度背景下，更是让人不可思议。这里面固然有社会变革释放的巨大活力，有国际贸易提供的广阔空间，但对中下层社会民众权利的挤压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中国社会普通民众为中国改革与发展做出的贡献、支付的成本、分担的代价也许没有纳入我们的统计报表，但不能不进入我们社会良心的账本，更不会不进入未来中国发展雷区的备忘录。
但我们的一些政治精英、经济精英、文化精英们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总认为中国社会对自己的贡献认识不充分，回报不够多。反正是市场经济，只要能用市场手段，能多拿一点绝不谦让。“穷人就应该买不起房”，“城市不是谁想进来就能进来的”，当他们说这些话的时候，等于旗帜鲜明地让自己站在了社会大众的对立面。
但问题是，普通的社会大众能甘于如此吗？
有人说，只要实行民主，一切万事大吉。是这样吗？
民主绝不仅仅是在会议大厅中的口水战，也不只是谈判桌上的讨价还价。底层民众没有知识、没有技能，也没有兴趣去参与这样的仪式，这不是他们的比较优势。
如果说知识是社会精英的力量，那么愤怒就是社会底层的武器。底层民众认为没有得到他们应该得到的东西，他们的愤怒就会像野草一样蔓延。
所以在一个社会分层明显，社会差距比较大，尤其是底层社会群体绝对数量巨大的社会中实现民主、践行民主，必须去了解和“赎买”愤怒与暴力，让愤怒和暴力不必要爆发、让暴力不值得去爆发。
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维护自己的利益，表达自己的要求，天经地义、无可厚非，这也是民主的精义所在；
但不同阶层、不同群体兼顾他人的利益、尊重他人的要求，不能漠视、无可逃避，这更是民主的命脉所在。
那么如何才能在已经渐现隔阂的社会状态中凝聚 “中国意识”呢？
依靠信仰。
我是一个中国共产党人，我从不回避自己的信仰。我们不把自己的信仰强加于别人，但我们有责任也有权利宣扬自己的信仰。
为社会精英的发展提供良好环境，但要制约其无度的要求；为社会大众保障基本权利，但要化解其非理性的行为。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由此而凝聚中国意识，形成国家共识。在当今中国社会能担当此任者，唯有执政党本身。
固然执政党的一些行为在现代中国发展中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之处，它的一些成员甚至还有很多不应该之举，与中国社会实现更好发展的愿望和中国民众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相比较，还有相当的差距。但务实理性地讲，在当下的中国，无视中国共产党的存在而搞什么社会变革不是空谈就是幼稚。
更何况中国共产党三十年来的所作所为已经证明它能为社会精英所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宗旨信仰又使得社会大众可期待。只要中国共产党把自己在党章中宣示的“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的要求体现在执政的实践中，如何会得不到社会的认同与信服。“壁立千仞，无欲则刚”。一个社会有7000多万没有自己的利益，甘为社会为他人奉献的群体，有什么样的隔阂不能弥合，有什么样的力量不能征服，有什么样的奇迹不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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