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m 上高金 严弘：2019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减贫研究为何重要
上海交大上高金 严弘：2019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减贫研究为何重要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
【MBA中国网讯】日前，瑞典皇家科学院公布了2019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为阿比吉特・班纳吉（Abhijit Banerjee），埃斯特・迪弗洛（Esther Duflo）与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以表彰他们“在减轻全球贫困方面的实验性做法“。
诺贝尔经济学奖被视为经济学领域的最高荣誉，但是如同之前的情形，对于本次获奖的三位经济学家的工作也仍然存在着争议。日前，上海交大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学术副院长、金融学教授严弘接受经济观察网记者专访，分享观点。
10月14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公布了2019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为，阿比吉特・班纳吉（Abhijit Banerjee），埃斯特・迪弗洛（Esther Duflo）与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以表彰他们“在减轻全球贫困方面的实验性做法“。
瑞典皇家科学院在三位获奖者的颁奖词中写道：“2019年经济学奖获得者进行的研究，大大提高了我们应对全球贫困的能力。在短短的20年中，他们基于实验的新方法改变了发展经济学，如今这已成为一个蓬勃发展的研究领域。”
对于三位经济学家的获奖，上海交大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学术副院长、金融学教授严弘认为：“诺奖颁给这三位学者，以表彰他们在减轻全球贫困方面的实验性做法，充分体现减少贫困是目前经济发展中所面临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也是经济学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几年前《21世纪资本论》的出版在全球引起轰动也体现出人们对社会中的贫富分化的加剧的担忧。”
“三位获奖者都正处在研究产出的壮年时期。可以预期，他们还会做出更多更好的成绩，” 严弘说。今年经济学奖的获奖者的一个特别之处是，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平均年龄67岁的背景下，三位获奖者都很年轻，正值研究产出旺盛的年龄，班纳吉58岁，克雷默55岁，迪弗洛47岁，迪弗洛也是迄今为止最年轻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同时，班纳吉与迪弗洛这样夫妻档共同获奖，在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历史上也是首次。
此外，此次获奖使得迪弗洛成为诺贝尔经济学奖50年的历史中，第二位女性获奖者。首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女性得主是美国政治经济学家埃利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她在2009年因对经济治理尤其是公共经济治理方面的分析而获奖，时年76岁。
将田野实验引入发展经济学
本次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三位经济学家的研究领域是发展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是20世纪40年代后期在西方国家逐步形成的一门综合性经济学分支学科，主要研究贫困落后的农业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摆脱贫困，它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在各方面的经济发展问题。
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审委员会在新闻稿中指出：“全球仍有7亿多人维持在极低的收入。每年，约有500万五岁以下的儿童死于疾病，而这些疾病本来可以通过廉价的治疗方法预防或治愈的。世界上有一半的儿童仍然没有基本的识字和计算能力就离开了学校。”
严弘说，这次的三位诺奖得主创造性地将实验的方法和手段应用于发展经济学，开创了用田野实验的手段来研究如何更有效地减少发展中国家的贫困，能够采取什么样的合理的政策干预，来改善穷人生活水平。他们的研究对整个全球性的减少贫困方面的一些政策，都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
三位获奖者将田野实验引入了原本以理论研究为主的发展经济学，经过20年的发展，如今，进行田野实验已经成为从事发展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手段。他们倡导的“随机对照试验”（Randomized Control Trials，下文简称RCT），可以简单理解为，如果要测试一个政策是否有效，将参与者分为两组，一组进行干预的实验组，一组对照组，两组之间的差异，便是政策的效果。这与测量药物有效性的科学方法非常类似。
例如，为了测试驱蛔虫对肯尼亚儿童上学出勤率的影响，班纳吉与迪弗洛将肯尼亚75所小学的孩子分成实验组和对照组。实验发现驱蛔虫能提高肯尼亚儿童的健康程度，并提高他们的出勤率，进而他们一生的收入可以提高20%。政府为一个肯尼亚儿童驱蛔虫的成本只需要1美元，这意着，如果肯尼亚所有人都驱了蛔虫，肯尼亚的国民经济增长将提高20%。据说这一研究最终使得世界上6000万孩子得到免费的驱虫治疗。
2003年，班纳吉与迪弗洛共同创建贾米尔贫困行动实验室（Jameel Poverty Action Lab, 下文简称J-PAL），以RCT的方式从事项目研究。目前J-PAL已经发展为国际发展领域最具革命影响力的组织。
三位获奖者研究的关键，是把全球贫困的大问题分解为更小、更精确的问题， 以探求对一些具体问题的更有效和更精准的解决方案。例如，为了找到提高儿童健康水平的方法，可以针对教育方法、医疗卫生系统、获得信贷的途径等方面设计实验，证实干预效用。“由于他们的一项研究，500多万印度儿童受益于学校的补习辅导计划”，瑞典学院举例说道。
“针对减少贫富分化的问题，从经济研究的角度来看，一方面，可以研究如何使整个金融体系能够更有效的运行，使得整个经济发展能够更均衡的惠及普罗大众。另一方面，还需要研究如何通过政策手段来减少贫困水平，减少处在贫困线下的居民人数，提高他们的教育和生活水平。这些政策手段可能包括发放普惠生活资金、增强社会基础医疗保障、普及基础教育等形式，但哪些形式能够更有效地形成脱贫的激励机制并产生可持续的效果，这是经济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也是一个非常难的课题。但是，这三位学者通过创造性地应用实验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这对理解和采纳行之有效的政策是一个非常好的开端。”严弘指出。
争议
诺贝尔经济学奖被视为经济学领域的最高荣誉，但是如同之前的情形，对于本次获奖的三位经济学家的工作也仍然存在着争议。
首先，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奖项本身便存在争议。在诺贝尔奖众多奖项中，经济学奖是唯一为社会运转理论提供的奖项，也是唯一不在阿尔弗雷德贝恩哈德诺贝尔遗嘱中的奖项，而是瑞典国家银行为纪念他于1968年设立的奖项。正是这份不同，使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颁发，曾被质疑违背了诺贝尔遗嘱中“对全人类做出巨大贡献”的要求。
而且，经济学自身并不完美。乔治梅森大学（George Mason University）墨卡托斯中心（Mercatus Center）高级研究员詹姆斯・布劳尔（James Broughel）指出，就像指南针不能指向正北一样，所有的经济模型在某种程度上都是错的。
布劳尔提醒到，将经济学家提升到诺贝尔奖所能提供的声望和影响力的水平，存在一种内在的危险。与物理、化学等学科不同，由于经济模型本身的不完美，遵循不精确或不正确的模式会使社会误入歧途。
诺贝尔奖得主哈耶克也曾经说道，诺贝尔奖给某一个人的这种权威，就经济学这门学科来讲，谁也不应该享有。
其次，学术界对RCT本身也存在质疑。比如，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和公共政策教授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哈佛大学公共政策教授兰特・普利切特(Lant Pritchett)等学者都曾对就这些问题RCT提出过严肃的质疑。其中最主要的质疑是，RCT研究的是某个政策是否有效，而没能回答这个政策为什么有用的问题，缺乏对政策作用内在机制的探索。此外，验证有效的政策往往只在当地有效，不一定具有普遍复制的可行性。
严弘认为，这些争议实际上都是正常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表彰的是经济学术研究中能帮助理解和解决现实中的重要问题的新思想和新方法，这些思想和方法必定会随着现实的变化而演化。因此在对诺贝尔奖得主的智慧和勤奋表示敬意的同时，不能把他们个人和理论神化，而是要充分理解他们工作的精髓和局限，不断推陈出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