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ne 北上广们限制了人口 城市病就会少吗
北上广们限制了人口 城市病就会少吗
摘要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深入，一线城市的人口日益膨胀，严控人口成了各地控制城市人口规模的主要举措，控制人口真的是解决大城市城市病的最优途径吗? 大城市的环境承载能力已到......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深入，一线城市的人口日益膨胀，严控人口成了各地控制城市人口规模的主要举措，控制人口真的是解决大城市“城市病”的*优途径吗?
大城市的环境承载能力已到*限?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深入，资源环境与城市人口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大城市的资源有多紧张?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显示，以水资源为例，2014年北京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9万升，北京、天津、上海等省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在*垫底，且越是经济发达的地区，这一指标的值就越低。
除了资源的问题外，在经济较发达的一线城市，环境也是日益突出的问题。根据NASA对*的环境质量的监控， 2001-2006年，中国的京津冀地区和东部沿海地区，PM2.5的值居高不下。(如下图2)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时间，为了建立工业基础，实现工业化，中国基本一直在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改革开放后，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农村人口大量涌入东部经济发达的城市，一线城市人口激增。城市与湿地、森林、草原等生态系统一样，在资源的稀缺性的前提下，有自身的承载能力，在工业开发结构长期不合理的局面下，这种承载能力日益下行。
城市的社会财富在增加，为什么分到每个人身上的社会资源似乎是减少的?
城市能够源源不断地吸引外来人口的一个前提是城市的经济在不断发展，能够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而事实上也是如此，在各省公布的前三季度GDP数据中，有26个省份的GDP增速跑赢了*6.7%的增速。
城市经济的迅速发展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来为之创造价值，作为创造价值的回报，城市也应当为城市中的人提供更优质的生活条件与公共服务。正常的城市发展应当形成这种良性互动。
但是，现在的一些超级城市面临的现状是：城市中的人为城市的发展创造着价值，但城市无法为他们配置充足的资源来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而只能通过限制参与共享城市资源的人数，来达到提高城市人口生活水平的目的。
正常情况下，等额的人创造的财富应该能够供给这些等额的人的生存，为什么要限制人口?既然城市的社会财富在增加，为什么分到每个人身上的社会资源似乎是减少的?
*城市本身的发展需要消耗一定社会财富 财富的形式发生了转化
2015年*财政税收收入约12.49万亿元，这些税收主要用于教育、社保、就业、农林水务等事业的建设，城市本身的发展需要消耗一定社会财富，比如基础设施建设、国防等，这些成果被城市中的人共享，却并不能转化成平摊到个人的财富。
*城市吸引外来人口的速度大于创造GDP的速度
城市的经济发展与对外来人口的吸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一般来说，城市经济发展越快，越会吸引更多的人来参与到该城市的财富创造过程中，如果城市吸引外来人口的速度大于创造GDP的速度，则城市需要分摊更多的生存资料给这部分新来的劳动者。以北京市为例，在2010年时，人口激增，同比上年增速11.8%，达到峰值，而这一年北京人均创造的GDP增速不到4%。数量既定的人口创造了既定的财富，在这部分既定人口继续创造财富之前，吸引来了更多的人，摊薄了既定的财富。
*劳动力人口减少 老龄人口增多
劳动力人口的减少及人口老龄化也会使城市财富的分配承压。如下图5所示，北京老年抚养比长期高于*，劳动力的抚养负担比较重，也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消耗相应的社会财富。
综上所述，城市人口创造的财富不会全部转化为个人拥有的财富。生活在城市的人本身需要消耗一定的生存资料，但补给的资源配置不会与消耗的资源同步获得，且不一定对等。因此，在一线大城市，控制人口有一定的必要性。
城市规划的关键在于产业升级 而不是严控人口
严控人口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城市化进程中的资源配置等问题。北京十三五规划纲要表示“全市常住人口总量控制在2300万人以内”，但就以往的经验来看，严控人口的方法并不符合目前人口迁移的实际情况。以北京为例，北京在《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方案(1991-2010)》中，要求2010年北京常住人口控制在1250万，但实际上2005年，北京的总人口就已经超过了1500万人。后来，在2004年-2020年的《规划》中要求，2020年北京市总人口规模控制在1800万人左右，但实际上2011年北京市总人口就已经达到2018万人。在城市化进程下，经济较不发达地区的人口向经济较发达地区流动是客观存在的现实需求，也是城市化的一般规律，只依靠对人口流动的控制来解决大城市有限资源的优化配置问题是不现实的，并不是解决问题的*佳途径。
从世界各国城市化的历史经验上看，优化资源配置的方式应当以通过科技创新提高资源的利用率为主，而不应该对人口过分限制。
中国城市化的问题并不特殊，历史上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过程同样面临过资源短缺、人口膨胀和环境污染等问题。
由于大多数国家的城市化都采取“先污染，后治理”的办法，一般而言，在城镇化率达到50%左右时，城市与资源环境的矛盾会凸显出来。英国19世纪的“毒雾”事件、日本上世纪50年代的水俣病、美国洛杉矶的“光化学烟雾”事件、德国上世纪鲁尔区的二氧化硫中毒事件等等，都是工业化过程中城市没有处理好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而造成的恶果。
人口会大规模向少数经济发达的城市迁移，使这些城市的生活成本上升，当然也包括房价的上涨。比如上世纪60年代的日本，经济起飞的同时也经历了城市经济发展不平衡、大城市人口膨胀等问题，地价暴涨了三次，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有一定的相似性。
对照历史来看，城镇化率超过50%之后，城市产业结构的比例也将发生质变，*突出的表现是服务业的崛起，城市的产业结构将依靠科技创新进行升级，淘汰落后产能;城市规模也将进一步扩张，政府会采取行政措施疏解大城市的职能，制定城市规划，在城市规模扩大的同时大力发展便捷的交通，在城区周围建立各种分散的“卫星城”，疏散人口，而一些新兴产业也会自发的“团聚”，形成新的功能区。美国的“硅谷”、英国的“市长自行车远景规划”等，都是这一时期的体现。
2015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已达到56.1%，对比发达同家的同期城镇化率所处阶段可以发现，中国正处于城市化进程中产业转型升级的时期，与西方发达国家同一时期的产业结构有惊人的相似性，都处于资源稀缺、环境污染较为严重的阶段、处于经济发展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阶段、处于需要大力发展高新科技产业，淘汰落后产能的阶段。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大城市的“城市病”宜疏不宜堵，严控人口只能解决一时之急，提高资源的利用率才是根本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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